这里虽未直接使用“文化自觉”一词，但很明白，所谓“国民自觉心”，实际指的就是国民的文化自觉。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知识阶级有指导国民的责任，但他们需具备这样的素质：“其眼光一面须深入国群之中，一面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之外。此为事之至不易也”，这即是说，既要有世界的视野，又要有“知己知彼之明”和取人所长、补己这短的胸怀。最后他对国人提出的两大质问，尤具深意：“一中国曷为能至今存耶；二中国今后何道存耶”？我们不妨将之与1997年费孝通先生的见解加以对照：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11]
二者不仅基本观点相通，而且都使用了“自知之明”这个词。足见梁启超先见之明之难能可贵。
梁启超是文发表于是年7月，而8月《青年杂志》创刊，说明其思想取向，实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契合。不过，当时他毕竟未曾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尤其是未曾经历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故提出了“国民自觉”的概念虽不失深刻，却终究还缺乏后来感悟东西方时代大变动得以沉淀下的丰富的思想内涵，而显得单薄。1920年初，他考察战后欧洲回来，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了全新的视野。是书前有导论《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分上下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值得注意是，前者仅是数千字的短文，后者则为洋洋万余言的大作。仅就修辞与提法而言，“中国人之自觉”较之“国民之自觉”，其视野与抱负也不可同日而语，给人有“更上一层楼”之感。这主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