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不烂”都是假象,如果你还能承受这部电影的烂,只因你在生活中已经学会承受. 一星现在已经留给毕导专用,所以只能两星了. 没想到现在还有对不上口型的电影,不知道是照顾不会念台词的谁. 最要命的问题还不在鹿晗,而是就算在鹿晗的世界里,仍有一个威严的、不可被撼动的领导以脸谱化的正面形象占据影片的主要位置,这种官僚主义、官位和父权完整结合、说教和身份权威,才是长久以来耽误中国电影的东西. 好莱坞拍的这类铺天盖地的外星野兽进攻大城市,均为资本主义天堂对共产主义入侵的担忧,在表现“正常生活”及“被打碎的生活”这两者时,都有极其明确的指涉. 这部和所有“国产科幻大片”一样,对“已有的生活”的定义是含混的,因此人物想要保卫什么、怪兽想要撕碎什么,只能指向一个空洞的“和平”. 再怎么打,背后没有意见跟个性还是不行啊由于原著实在是太厉害的浪漫主义的大悲剧,进行童话式改编肯定免不了有得有失. 首先鉴于原著的高度严肃性,此片与多数公主视角式的迪士尼影片而言,主线内容少见的比较成人化. 对艾丝美拉达与军官的改编还算挺接受,艾丝美拉达的造型一改常见的少女公主形象,而是迪士尼里难得的身形相当成熟化的女性主角,作风也比较偏向女海盗般的性感泼辣,这也连带出了那场迪士尼罕见的具有成人心理的大反派的欲火与嫉妒之歌. 由于迪士尼不可能忠实于原著的大悲剧结局,于是如果卡西莫多和艾丝美拉达没死,那以后两人的感情如何发展成了大问题,迪士尼选择了把军官情人改编为正义形象与艾丝美拉达终成眷属,而卡西莫多让出爱情,只是实现了克服自卑阴影的成长,这也是不得已为之吧. 影片配乐基本就是韦伯的歌剧魅影旋律的改编版,不过中段带来视听气势还是效果成功的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 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 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