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类说法也混淆了学科和学人两个领域。学科训练虽然可以影响学者的思考方式，但某一具体个人的特定作为与其所研习的学科之间又无必然的对应关系。有学者为了证明文科生如“不掌握中学理科知识，理性思维能力就可能差一点”，曾举出韩愈《原道》中的一段话：“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按“古之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指士农工商加上僧道）他从这段话中发现：韩愈的“数学太差了！”因为韩愈“‘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类的家庭数目都是相等的”，而“没意识‘农’类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五类”。应该说，倘作者的解释无误，则韩愈确实搞错了，但问题是，这也未必就是韩愈的数学水平不行之故。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曾以省为单位，统计了中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情况，但傅斯年就批评说，“省”是元以后才有的行政建制，拿它作为统计单位，反而把很多历史问题搞乱了。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判断丁文江的“理性思维能力”太差，或者也应想到其一时思虑不周的可能。
比这更妙的是最近一位“教育心理学家”的高论：汉语缺少逻辑“基因”，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就缺少逻辑思维，中国人至今无缘诺贝尔科学技术类奖项便与此有关。这话的荒唐，只要看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就可以知道，那里至少有不少“技术”发明。当然，心理学家可以说其所谓“汉语”是现代汉语，与古人无关；但若以西洋的语法为标尺（然我实不同意，这里姑且退一步）的话，则现代汉语显然较古人的文法要更合“逻辑”。不过这话也不是“教育心理学家”的孤明独发，同样是清末已经有之。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文法不如西文那样有明显的性、数、格的变化，结构灵活，因此便不够“精确”；因为语言不精确，所以思维就不严密；因为思维不严密，所以就没有科学。但是我们知道，和德语、法语比起来，现代英语的结构就要灵活和简便很多，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似乎并不比讲德语或法语的人少。事实上，语言和思维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今天的语言学家已有不少质疑；如果“教育心理学家”不读语言学著作的话，至少也应该看看史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心理学专业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