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再进行一种观察。当我说伦理学问题是人的危机，是人致命的疾病时，以及特定的现实性指引我们离开所有更舒适的概念进入这个概念时，我将恳求这种特定性不会由于一种事实上我所熟悉的、本身在所有时代都是完全可能的、适当的神学和哲学进程而中立化起来。我已经听说危机是一个辩证概念，它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反面——这种否定性使人类的行为摆脱所有虚幻的价值，有可能恢复新的价值，还其本来的价值——这个问题可能有自身的回答，反对人的论证也是有利于人的论证。关于这个进程我们将在后面多说几句。但这里我只告诫人们不要以辩证法作为回避，因为所有辩证法似乎都是为了逻辑对称和完美提出来的。我仅仅提出这一进程是否事实上与现实相吻合的问题。谁能够把伦理学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中找到自己）中的“否”改变为“是”呢？谁有足够的胆量，以及足以万能到从超乎“否”和“是”的高度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或许最终要做的这件事（但不是由我们做！）是一种在其他可能性中有其确定性和指定位置的可能性；但就我们而论，它“更深刻地存在于‘否’而不是‘是’中”。伦理学问题有时可能自相矛盾地把自己归结为证明，以及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对我们来说，它更清晰地揭示出生命的否定性一面，揭示出对人性的否定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对我们今天的现实视而不见。即便是我可以找到这样做的逻辑理由，我也不能更为自信地说，千百万人的需要和困惑是如此伟大的，我们的混乱是如此伟大的。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时代走向我们，走向街上的人们的角度接受它，并且懂得当我们这样做时，而且惟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才能把握整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