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安主簿时代。先生以绍兴二十一年为同安县主簿。除主簿职事外，即开办县学，招收县民俊秀子弟充当学生。把县学分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各置斋长一人，或由学生充当，或另聘职事。训练取感化主义，不重条规，教授取问答式，讲学内容即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平日策问很多，试举一道为例：“问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言知所以为士，既知所以为圣人矣。今之为士者众，而求其至于圣人者或未闻焉。岂亦未知所以为士而然耶？将圣人者固不出于斯人之类而古语有不足者耶？颜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愿则学孔子；二子者岂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过有斯言耶？不然，则士之所以为士而至于圣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请问焉。”（见《晦庵全集》卷第七十四）
白鹿洞书院
二）知南康军时代。先生为南康军知事，始于孝宗淳熙五年，在此不过四年，而所得的成绩最大。除就军学时与生徒讲论外，并重修白鹿洞书院为专门讲习之所。对于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规定详细，当日师生讲学的风度，生活的整秩，不难想象而知。后世所传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即在此时规定的，我们不妨把它附载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