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不是希腊人，而是现代学者，这并不矛盾。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人们对经典古籍重燃兴趣，从那以后，希腊文明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去研究的主题。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以科学的精神研究文献资料，希腊文明的研究因此得以深入。现代历史学家得益于科学精神和远景视角，对希腊的了解比希腊人自己更清楚。随便列出几位英国文学大师：乔治·格罗特、本杰明·乔伊特、J. P. 马哈菲、吉尔伯特·默雷和J. B. 伯里，都能跟我们讲一讲修昔底德时代的生活，比任何希腊大师更熟悉。而且，由于篇幅限制和非学术立场，我们必须省略掉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有些讲究实际的教育专家致力于将希腊课从学校的课程表中剔除，但古希腊仍然活在现今的文化人心中。因为，决定我们的阅读和思考内容的是文学，而不是教育专家和大学委员会。举个例子，尽管专家指出格罗特的《希腊史》错漏百出，已经作废，但它不论在僵化的历史课堂上处于什么地位，在英国文坛上都是一部杰作。我无法对自己或者任何人解释，一本书，不论作者是吉本还是格罗特，是达尔文还是赫胥黎，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界限清晰的技术领域走进边界模糊的文学领域。文字是模糊的，无法清楚地划定界线。格罗特的文字有一定的风格——不论那是什么东西，很流畅，外行人读起来觉得很有趣。我们读格罗特的作品，也许不会被其中的希腊基本精神打动，但是能学到如何简明直接地运用我们的语言。同样的话也适用于马哈菲的作品，他是一位艺术家——又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名词。希腊文明在他的《希腊的社交生活》中复活了，或者说继续活着。比那些活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师们稍晚一些出场的，是剑桥大学现代历史学系的教授J. B. 伯里。他的《希腊史》将学术与艺术结合在一起，作为历史学家，他为人类史上最有艺术气息的民族书写历史，这真是一件格外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