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会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日渐扩大，其公开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既定的国策明显冲突，这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中宣部要求上海市政府出面逮捕沈钧儒等人。
1936年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行动小组，会同租界捕房，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先期出国未遭逮捕外，沈钧儒等7人均被租界捕房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高二、高三分院受审。经律师辩护，7人当天均因捕房拿不出证据与事实而交保释放，但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又以从前拿获的某共产党员供认沈钧儒等人有共产党嫌疑的口供为借口，迫使高二分院再度发出拘票，拘押沈钧儒等人。1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把沈钧儒等解送到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
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宋庆龄率先出面组织营救，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人也出面参加营救。上海实业界领袖穆藕初等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运动；杜重远、黄炎培、马相伯、胡愈之等社会名流奔走呼号；平津文化教育界许寿裳、许德珩、张东荪、张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则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北平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组成请愿队，南下赴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此外，成都、广州等地救国团体，乃至国外华侨团体，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救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