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时的内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一种则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由于后一种向来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论之，因此，“废止内战大同盟”上海总会成立之际，竟不得不明确规定“将内战意义确定为非剿匪性质之战事行动”。不过，要把反共战争排斥在内战的范围之外，这在相当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出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许一个反对自己的党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们提出开放党禁、团结御侮的问题之际，他们就明确反对把共产党目之为“匪”，断言共产党是“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的政党，不仅“不能目之为匪”，而且绝不是“剿所可灭”的。他们宣称，覆巢之下无完卵，不仅“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应停止一切破坏工作，一致对外”，就是国民党也应该改变政策，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作政治竞争，否则，“一致对外，徒成虚话”。至废战运动兴起，丁文江等更进一步公开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胡适甚至明确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切实去改良政治并且给人民以利益。显而易见，人们这时对南京政府的“剿共”内战深为不满。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安内统一，根本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由于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即使没有共产党，也还是干柴遍野，“遇风可燃”。《大公报》记者说得好：“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