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26]
在这里，天命的主宰与自觉地顺从天命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这一过程又与理性的作用（知命）相联系。可以看出，孔子所奠基的理性原则并没有被否弃，不过，这种作用同时又被纳入了顺命的过程。换言之，儒家的理性主义已开始与命定论纠缠在一起，二者的如上融合在以后的正统儒学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并构成了其重要特征。
孟子对“在我者”与“外在者”的划界，似乎使力与命的冲突得到了某种化解：“在外者”固然是天命的王国，人无法与之抗衡，但在道德的领域（“在我者”），人却可以自主地选择和活动，后者构成了人的自由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孟子正是试图通过划界，为人的自由寻找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然而，孟子的如上努力很难看作一种成功的尝试：在力与命的划界中，二者分别被安置在不同序列之中，这实质上只是转移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孔子那里已经初露其端的力命之间的紧张，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相反，它进一步展开为两个序列的对峙。从另一视角看，孟子将人的自由主要与“在我者”联系起来，同时又意味着将自由内在化：从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到“求在我者”，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主体自由向个人的道德实践与心性涵养的靠拢，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儒家的内圣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