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休息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士官递给我一支挺粗的烟卷。
“抽吧！这样的烟，要是别人我们还不愿给哩！你是个棒小子，确实棒！”
我抽了起来，他后退了一步，突然一阵红色的火苗蹿了出来，害得我两眼昏花，手指被烫伤，鼻子、眉毛遭殃。灰色带有咸味的烟呛得我喷嚏不止，咳嗽连连。我眼睛模糊，丧魂失魄，站在原地直跺脚，可那些当兵的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嬉皮笑脸，捧腹大笑。我转身回家，身后口哨声和笑声不断，还听到噼啪声，像牧人在挥鞭子。我的手指疼痛异常，脸上火辣辣的，眼睛里泪流不止。不过令我难受的不是疼痛，而是使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想起来痛彻心扉。
回到家我便爬上了阁楼，坐了很长时间，想起了我的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令人费解的残酷经历。那个萨拉普尔来的小个子士兵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经久不忘，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仿佛就站在我面前，活生生的。他问我：“怎么啦？明白吗？”
不久，我再次经历了一次更严重、更令人不解的事。
我开始往哥萨克兵营跑——这些兵营就在彼切尔镇附近。哥萨克人和那些当兵的很不一样，并不在于他们善于驾驭马，穿得也讲究，而是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话，唱的是另一类歌，舞也跳得很出色。通常，到了晚上，洗刷过马匹后，他们就聚在马厩附近，围成了一圈。一个个子矮矮的、长着红棕色头发的哥萨克，甩甩蓬乱的头发，挺身而出，扯起高嗓子，铜号般唱了起来。他悄悄地、使劲地挺直身子，唱起了有关静静的顿河和蓝色的多瑙河的歌来，歌声凄凉。他闭着眼睛，像只闭上眼睛的红胸鸲。这种鸟唱啊唱，唱到死、掉下树枝方休。哥萨克敞开衬衫的领子，露出铜马衔般的锁骨，整个身躯像铜浇铁铸一般。他晃动一双细腿，脚下的地面像是波浪起伏。他展开双臂，闭上眼睛，引吭高歌。这时候的他已不是个人，而是信号兵的铜号，或牧人的短笛。有时我觉得他这就要像红胸鸲那样仰天倒地，一命呜呼了——因为他已唱得耗尽了自己全部的灵魂和精力了。